我們說過1923年的德國從表面上看來是個民主國家。從1918一次大戰失敗後德國推翻帝制實行民主共和。然而從戰後到1923年間德國的經濟蕭條，民眾的優越感變成失落感。政黨派系林立，各種主義都有支持者但人民的支持率分散，任何執政理念都得不到絕大多數的支持。分散的選民支持導致一屆屆的政府無法有效執政而加劇了社會的動蕩。此時混亂的德國讓野心家希特勒看到了機會。
1923年的納粹黨是德國眾多黨派之一是個相對小黨，但其黨魁希特勒不但是個會利用言語激動人民不滿於現狀的政客，更是知道利用穿著制服成群結隊的走上街頭以大聲及恐嚇言語及非言語的肢體動作的褐衫軍對理性但自保為上的中產階級的嚇阻力。1923年11月希特勒帶領褐衫軍發動政變。當時德國南部重省巴伐利亞的總理在慕尼黑一個啤酒館發表演講。褐衫軍攻入啤酒館企圖以劫持巴伐利亞總理達成先控制巴伐利亞再進一步整個德國的計劃。
1923年希特勒的政變企圖雖然沒有成功但是當時的德國的無能政府卻也不敢對他處置。首先在對希特勒叛國罪的審判就只判了五年，而實際上抗壓力弱的政府在希特勒僅坐了十個月牢後就把他放了！非但如此希特勒還被容許競選公職！希特勒之後一方面不斷的利用褐衫軍隊對反對人士實施言語乃至暴力威脅，另一方面不斷的用言語民粹激發德國人對英法的敵對感。1933年的德國選舉雖然納粹並未成為多數黨但卻是議席最多的黨。總統興登堡在妥協下任命希特勒成為總理。當然靠著選舉得權的希特勒轉眼就變臉成了大獨裁者。
如果我們仔細看看希特勒奪權的條件不難發現，
- 不成熟的民主。從帝制走向共和的德國乍看來百花齊放再民主不過，但其實人民對民主脫離不了法治的概念很弱。在很多人的理念，上街頭，比大聲，比拳頭是他們的自由。當時走上街頭的除了納粹之外也有共產黨等。
- 軟弱無能的政府。一個政府如果不能維持法治與社會秩序，那不是民主而是無政府。如果當時的德國政府能徹底執法，希特勒為必能或敢得寸進尺。
- 沉默與分裂的大多數。以當時的記載及希特勒的得票率來說，德國大多數的人並不支持希特勒，但是卻沒有足夠的凝聚力反對希特勒。這是因為大多數人尤其是中產階級都不願惹事生非，以免禍害臨頭。而且在不贊成希特勒的大數人之間有不少是支持希特勒的理論但不支持他的極端作法。所以不支持希特勒的大多數可說是一盤散沙面對納粹強凝聚力的暴力少數。
首先最大的責任當然是暴力”學生“！這些暴民假”學生“之名但其實骨子裡都是重綠色彩。在台灣所謂民主政治中如果綠營在選舉得勝，那就是民主勝利。但如果綠營選輸了，那麼走向街頭，”賣台“等言語暴力就都出現了。在立法院霸佔主席台乃至肢體衝突來停止立法程序更是常見手段。民主，對他們來說只是單方面罷了！至於現在所謂學生頭目林某的言行則連表面的民主面具都沒了！
其次是無能的政府。現今人稱坐在總統府裡的軟腳蝦是法匠，大狗則以為這稱呼是侮蔑了真正的法匠。真正的法匠是色盲的執法如一，不懼言論的哪怕是惡法亦法的執行到底。但我們的假法匠不過是個畏首畏尾欺世盜名騎牆之輩。我們以不止一次看到軟腳蝦害怕言論壓力而對非法要不是視若無睹就是空言其談甚或不能貫徹始終。在多層面來說我們的假法匠是連當年畏縮的巴伐利亞及德國政府還不如。1924年的德國政府好歹將希特勒進行審判並入獄。而今天佔領行政院的暴徒被恐龍法官無保釋放卻不抗告難怪暴民會得寸進尺居然還要求公賠！在美國這種霸佔政府衙門的暴徒被警察打傷甚至打死都是活該之餘還會被其訴坐牢並賠償公物損失。而在台灣卻是是非顛倒。
對社會亂像還該負責的就是沉默的多數。因為有着沉默多數的縱然，這些暴徒才敢得寸進尺。也許有人會說”我雖不贊成佔領立法院, 但我也不同意服貿! 為什麼我要反對學生?“這大狗已經說了重點不在服貿而是在沒有法治的暴力手段。今天暴民的藉口是服貿，明天可以是任何其他話題。一個社會對任何事情不可能看法都一至。在集權制度下政府說了算，人民的選擇只有服從或造反。但在民主社會的代議制下，人民選出了政府就像國父在民權主義中舉出在上海搭車的例子，就應該讓政府放手去做而不加干涉。在政府所為不像樣時人民有監察權與罷免權。今天不同意服貿或政府任何施政可以通過媒體及合法集會表達，更可以通過下次選舉甚至罷免來解決但不可用非法手段。如果社會人人如果此那麼這就不是民主社會而是亂世。
當然在沉默的大多數理也有如大狗不同意也不苟同暴民的作法，但為着明哲保身的原則沉默是金。面對人身的安危要不平則鳴確實不易。大狗說過當貓狗在台北街頭與黑衫軍不期而遇之時，大貓怕大狗多事趕緊就把大狗拉走了，其實即使大貓不把大狗拉走說實話大狗也未必敢和那群號稱“革命”時候到了的傢伙理論！就是像大狗這般怕事所以讓暴民如1923年的希特勒覺得可以通過街頭運動政變革命奪權！看看這些“學生”得寸進尺的要求和政變又有何異?
1923年德國在歷史的轉捩點選擇了縱容希特勒與納粹。其結果是有目共賞。現今台灣的亂像一樣的來到了轉捩點，我們是要回歸法治還是重蹈德國的覆轍?
